文/罗元生
“总司令”是朱德元帅的代称，他也一直被誉为“红军之父”。朱德的一生，是为民族复兴而苦苦思索和不懈奋斗的一生。毛泽东称赞朱德“度量大如海，意志坚如钢”，是“人民的光荣”。周恩来把朱德的革命历史看作“20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”。
初心在苦难中萌芽——20岁，“书生便应气如虹”
1886年12月1日（农历丙戌年冬月初六），在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场乡（今马鞍镇）琳琅寨脚下李家塆一个佃农的家中，一个婴儿呱呱坠地。当时的人们，谁都没有想到这个孩子后来成为闻名世界的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、位居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首的朱德。
朱德祖籍广东韶关，其祖上在“湖广填川”时迁至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场乡。1882年，朱德的祖父朱邦俊租佃了地主丁邱川家的田地，从此全家成为佃农。朱家每年都要用50石粮食交租，以致终年不得温饱。一旦遇到灾年，日子更是雪上加霜。即便如此，地主仍会对勤劳本分的朱家加以刁难和压榨。
1895年，当地地主欺压佃户，要在租种的地上加租。朱德家已经没有能力交纳地主的加租，地主的管家就在除夕那天凶神恶煞般地闯进朱德家，恶狠狠地说：我们老爷交代了，你家欠下的租，新账老账一起算，连本带利，分文不能少，就是卖儿卖女也得结清了！
全家人商量到半夜，实在无法可想，最后决定只能向别人借钱赎回祖屋，把大家庭拆分为两处，各自谋生。于是，朱德的父母带着一家人迁居陈家塆，朱德则跟随伯父母和两个叔叔迁回朱家大塆，在老祖屋附近租佃土地。朱德跟随伯父移居朱家大塆后，颇有远见的伯父把他送进距大塆4公里的一家私塾继续读书。在这里，朱德断断续续读了8年书。
这个私塾的先生席聘三，是一位有见地也有骨气的知识分子。他经常向学生讲清王朝的腐败无能，外国侵略者的贪得无厌，谭嗣同等英勇献身的事迹，使朱德萌发了关心国家民族存亡、立志报国的志向。席先生从“科学使得西方国家转趋富强”这一事实出发，“特别要求学生深入治学，以便到国外去研究西洋学问”。席先生对少年朱德影响很大，可以说是朱德确立爱国主义思想的第一位启蒙老师。席先生给朱德取字“玉阶”，以此激励朱德，要他用功读书。
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的苦难岁月，在少年朱德心灵深处打下了烙印。朱德在席先生的启蒙和指引下，知道了大山以外的许多事情，也明白了许多道理，内心萌发出了要拯救中华民族的强烈爱国意识。此时的朱德，正像一支拉满弓的箭，蓄势待发，随时要飞出这个小山村，到更广阔的世界去拼搏。
1905年，朱德到仪陇县参加县试，接着又往顺庆府（今四川省南充市）参加府试，两次均顺利通过。1905年9月，清政府宣布取消科举考试，代之的是在各地兴办的新式学堂。1906年，朱德先后考取了南充县官立高等小学堂和顺庆府官立中学堂。
1906年，20岁的朱德在离别顺庆府中学堂时，赠予同窗好友戴与龄一首诗：“骊歌一曲思无穷，今古兴亡忆记中。污吏岂知清似水，书生便应气如虹。恨他狼虎贪心黑，叹我河山泣泪红。祖国安危人有责，冲天壮志付飞鹏。”
至此，朱德的初心已经萌芽而出。此后，他坚守这份初心，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了整整70个春秋。
初心在探索中成长——23岁，“誓拼铁血铸中华”
1907年朱德毕业后，刘寿川鼓励他到成都求学。
朱德孤身一人，带着借来的四五十块银圆，徒步来到成都。先是考入武备学堂的弁目队，因其是培养新军军士的学堂，家里不让读，于是又考入四川通省师范学堂附设的体育学堂。入学后，让朱德感到最新鲜的是，教师都没有留辫子，而是在帽子后面缝了一条假辫子。学堂内已有推翻清朝政府、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声音。在这里，他读到了同盟会的机关报《民报》。从这时起，他产生了“推翻皇帝建立一个好的国家”的思想。
朱德从体育学堂毕业时，刘寿川已从顺庆府官立中学堂回到仪陇县任视学。他推荐朱德到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任体育教习兼庶务。在学校，一年多的教师生涯使朱德看到了封建势力的顽固、新旧思想斗争的尖锐。严峻的现实让朱德感到“教书不是一条生路”，决心重新选择救国之道。
经过深思熟虑，朱德下定了决心去云南。1909年4月，23岁的朱德经过70多天的艰苦跋涉，徒步走到了昆明。他作诗言志：“志士恨无穷，孤身走西东。投笔从戎去，刷新旧国风。”在不停的追求与探索中，朱德已是一名胸怀大志的爱国青年，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。
1909年，朱德考取了云南陆军讲武堂丙班步兵科，开始接受正规的军事教育。讲武堂的教学大都是仿照日本军事学校的模式安排的，每天上课6小时，下操2小时，功课繁重，训练严格。学生所学的国文，大多选择能激发革命思想的文章，平日教官采取各种形式对学生进行革命思想的教育。在进步思想的熏陶下，朱德进一步接受了孙中山民主革命主张。入学几个月后，他就秘密加入了同盟会。在这里，朱德不仅受到严格的军事训练，更受到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。朱德确信自己找到了一条可以拯救中华民族危亡的道路，更加认真学习军事理论和基础知识，学习成绩很快名列前茅。
1910年7月，因成绩优异，朱德被选拔进特别班。
1911年8月，朱德从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，授少尉军衔，被分配到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（蔡锷任协统，相当于旅长）第七十四标（相当于团）第二营左队（相当于连）当副目（相当于副班长）。
朱德到第二营后，就严格按照同盟会的指示到步兵标开展工作。朱德在步兵标经常向士兵们宣传同盟会的政治纲领，讲述清政府无能卖国的罪行及统治者残酷欺压穷苦百姓的事实，启发士兵的革命觉悟。朱德和其他革命党人的宣传鼓动工作，为后来昆明“重九起义”的成功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
1911年10月10日，武昌起义爆发。10月30日，昆明的革命党人举旗响应，发动起义，因这天是农历九月九日，因此又称为“重九起义”。朱德是这次起义中的一名先锋战士，由于表现出色，英勇善战，蔡锷当面嘉奖他“才华出众，智勇双全，军政兼通”。11月10日，云南军都督府成立，蔡锷任云南军都督。当月，云南军政府派军支援四川的起义军。朱德在援川军中任排长，后升上尉连长。1912年3月，四川军政府成立。5月，援川军撤离四川，回到昆明。朱德因身先士卒，战绩卓著，被擢升为少校，并被授予“援川”“复兴”两枚勋章。
5月，回云南后，朱德先在滇军中训练新兵两个月，后被调任讲武堂学生队区队长兼军事教官。8月，中国同盟会转为中国国民党，朱德成为国民党员。
1913年夏，朱德调回云南陆军第1师第3旅步兵第2团，升任第1营营长。第二年初，陆军第1师被派往滇越铁路沿线及边境的临安（今建水）、蒙自、开远、个旧一带布防。朱德率1营负责镇守蒙自、个旧、建水一带。其间，他多次击溃掠夺、侵害群众的地方土匪，滇南地区匪患日减，民众得以安居乐业，朱德因功先后升为副团长、团长。
1915年12月，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。这一倒行逆施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。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云南新军军官积极酝酿起兵讨袁。在滇南驻防的朱德到昆明后，被任命为护国军第1军第3梯团第6支队（相当于团）支队长。1916年1月14日，蔡锷率队由昆明出发，朱德支队也于28日离昆。
得知云南独立的消息，袁世凯立即布置三路兵力“围剿”护国军，他把四川作为主攻方向，派张敬尧率北洋军主力先入重庆再从泸州突破云南。蔡锷针锋相对，把攻击重点放在泸州。于是，一场激战在泸州纳溪一带展开。朱德支队奉命以每天50多公里的行军速度赶往泸州，给袁军以重创，为护国战争的全局胜利奠定了基础。在这次战斗中，朱德充分发挥其军事指挥才能，率领的支队受到总司令部的嘉奖，他个人因战功晋升为少将旅长。在蔡锷属下，从少尉晋升到少将，朱德只用了5年时间。
1917年7月，孙中山联合陆荣廷、唐继尧，举起“护法”旗帜。唐继尧任护法军政府元帅，在云南组织靖国军征讨北洋军阀，并电令在川滇军先平川乱，再行北伐，任命驻防南溪一带的朱德为靖国军第2军第13旅旅长。为反对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，朱德再次投身到战火硝烟中。3月，朱德奉命移防泸州，仍任旅长兼城防司令。
正当朱德与北洋军阀溃留的残匪交战时，西南军阀与直系军阀勾结，排挤孙中山，护法运动夭折。之后，直皖战争爆发，南方又发生了粤桂战争和西南各派军阀之间无休无止的混战。
中国的前途在哪里？人民的希望在何方？朱德陷入痛苦的思索之中。然而，他并没有放弃对救国救民真理的执着追求。“千年朽索常虞坠，一息承肩总未休。物色风尘谁作主？请看砥柱正中流。”此时的朱德已成为一名民主主义革命者。
初心在追求中形成——36岁，“从此天涯寻正道”
正当朱德陷入救国无路可走、报国无门可投的彷徨境遇时，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，继而是北京的五四运动。当时，大量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书刊进入泸州，朱德阅读了《新青年》《每周评论》《新潮》等进步刊物，从中看到没有强权、没有专制、没有私产制度的光明社会图景。这些见闻让朱德从苦闷和彷徨中挣脱出来，把他带到了一个探求中国出路和自己前途的新天地。
就在这时，孙炳文的到来，对改变朱德的人生道路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。
孙炳文是同盟会会员，比朱德大一岁，两人是无话不谈的密友。他们一起探讨俄国十月革命为什么会取得胜利，中国为什么会屡遭挫折，共同讨论关于中国命运的问题，尤其是联系俄国十月革命的实例，进行了深入的探讨。他们最后得出结论：中国的革命一定是在某个根本性的问题上出了毛病。朱德表示，无论如何也要去外国学习，看看他们是怎样维持独立的。
1920年5月，唐继尧不顾朱德等滇军将领劝阻，以“阻挠北伐”的罪名，向四川督军熊克武发起“倒熊”战争。熊克武利用“驱逐客军，川人治川”的号召，联合川军各部共同对付滇军。9月中旬，滇军大败。1921年2月6日，朱德等将领密谋倒戈反唐，逼迫唐继尧逃离云南。
1922年3月，唐继尧卷土重来，纠集滇军旧部和土匪，趁滇军北伐之际，向昆明发动突然袭击，重掌云南军政大权。3月27日，唐继尧对朱德等发出通缉令，朱德被迫逃离昆明。6月，在上海了解到共产党的主张，产生了与共产党联系的想法，未果。7月初，他来到北京与久未见面的孙炳文会合。
在北京，孙炳文谈到中国共产党，朱德立即要求孙炳文介绍他与共产党领导人会面，可是领导人都不在。随后，他们立即动身赶到上海。在上海，朱德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孙中山。这是朱德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拜见孙中山。
当时孙中山正打算借助滇军的力量讨伐陈炯明，重建共和政府，他希望朱德重返滇军助他一臂之力，并表示可以先付10万元作为整编部队的经费。朱德对孙中山的信任深为感动，但不愿再陷进军阀混战的泥潭中，孙中山知道劝说无用，只好作罢。
在经历过血与火的洗礼后，朱德深切体会到，以前所走的路都不能救国救民，中国的出路和希望，只有寄托在这个朝气蓬勃的共产党身上。于是，他和孙炳文决定去找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。
8月下旬，朱德终于见到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，郑重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。然而陈独秀却因朱德是旧军队的高级将领，以入党“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”为由，拒绝了他的请求。
10多年后，朱德回忆这次会见的情景时说：“我感到绝望、混乱。我的一只脚还站在旧秩序中，另一只脚却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。”但这个打击并没有动摇朱德对信仰的追求，他毅然决定按原计划去欧洲，探寻解救国家民族危亡的出路。
1922年9月初，朱德和孙炳文等搭乘“安吉尔斯”号邮轮从上海启程，驶入烟波浩渺的大洋，踏上了“寻正道”之旅。一个多月后抵达法国巴黎。朱德和孙炳文很快打听到巴黎有一个中共旅欧组织，负责人之一是个叫周恩来的年轻人。于是，他们去巴黎南部戈德费鲁瓦街17号的小旅馆找周恩来，可周恩来这时去了德国。
10月22日，他们又来到德国柏林。谈话中，朱德了解到周恩来才24岁，比自己小12岁，心底由衷地感到佩服。很快，谈话转入正题。朱德把自己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，从云南找到上海，再找到欧洲的经历一股脑地说了出来。他传奇般的经历和坚强的意志深深打动了周恩来。
在接下来的几天中，周恩来天天与朱德接触、交谈，终于摸清了朱德的真实想法，知道他是舍弃了所有，一门心思要投入先进政党的怀抱。
当时，中共旅欧支部的负责人是张申府。张申府是中国著名的数理逻辑学家，五四运动时期与陈独秀、李大钊共事，参与了中共早期组织的创建。
张申府和朱德的相识及会面，中间人是周恩来。张申府晚年回忆：“1922年10月底，朱德和孙炳文到了德国。朱德过去是军人，但他抛弃了优裕的生活，到欧洲寻找新的革命道路。他谦虚诚恳，热情很高。朱德向我叙述了自己的曲折经历并委婉地表示了入党的要求。他的革命愿望是强烈的，对党十分忠诚，对同志也一样，特别是他事事走在前头。许多时候，大家坐在一起说话，他却悄悄地忙着做事或是忙着做饭去了。不久，我和周恩来一起介绍朱德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。”
后来，朱德回忆：“从那以后，党就是生命，一切依附于党。”
朱德虽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但为了工作需要，对外的政治身份仍然是国民党员。
1923年5月4日，朱德由柏林移居到德国中部的哥廷根。他的房东曾是德皇军队的将军，他常请这位退役将军讲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例、战法。他还坚持自学，阅读了许多德文的军事图书。除此之外，朱德把大多数时间花在阅读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上。中共留德支部经常组织读书讨论会，学习《共产党宣言》《共产主义ABC》《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》等。朱德学习认真，记了不少笔记。他读的书，圈圈点点，密密麻麻，写满了批注。
通过阅读《共产党宣言》及对德国的深入考察，朱德确立了矢志不渝的政治信仰。他在中共留德支部的讨论会上说：“在我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以前，曾经认为，中国之所以备受东西帝国主义的欺凌，只是因为她贫穷落后；我还想过或许资本主义道路能够救中国。可是到德国这两年，我的思想转变了。中国贫穷落后，但是不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，不打倒贪官污吏、土豪劣绅、军阀和帝国主义，中国将永远贫穷落后，任人宰割。”
1925年1月3日，朱德在中国国民党驻德支部召开的常年大会上当选为执行委员，分工负责组织工作。同月，他回到柏林，专门从事党务活动。时值共产国际从旅欧的中国同志中选人去苏联莫斯科学习军事，朱德作为一名职业军人早就想去莫斯科学习军事理论，可因为是旧军官而没能得到批准。时隔5个月，他前往苏联的申请终于获得批准。
到苏联不久，中共旅莫支部很快同意朱德的请求，让他到莫斯科郊外一个叫莫洛霍夫卡村的秘密军事训练班学习，那里属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。
1926年7月12日，朱德乘坐海轮回到上海。他来到中共中央军委的秘密机关，在这里得知国共两党正在合作进行北伐战争，于是立即向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报到。陈独秀热情地接待了他。陈独秀对朱德的工作安排是去四川，或者去广东。朱德选择了去四川杨森的军队中开展工作。
1927年1月，朱德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前往南昌，被朱培德委任为第五方面军总参议，担任国民革命军第3军军官教育团团长。8月1日，南昌起义爆发，朱德是领导人之一。自此，朱德在党的领导下，成为人民军队的创建者之一。
初心融入井冈山——42岁，“集中力量更坚强”
1927年10月初，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第11军第25师和第9军教育团，在三河坝同国民党军钱大钧部激战三昼夜，于10月6日撤出三河坝，转移到潮州东部饶平以北的茂芝地区。在这里，他们遇到第20军第3师教导团参谋长周邦采带领的从潮、汕退下来的南昌起义军官兵200多人，得知起义军主力在潮、汕已失守。此时，部队由4000多人锐减至2000多人，许多人思想混乱，一些指挥员也处于不知所措的境地。在此危难时刻，部队何去何从，成为摆在朱德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。
10月7日上午，朱德在饶平茂芝全德学校召开干部会议，讨论部队此后的行动方向问题。会上，朱德介绍了起义军在潮汕失利的情况，同时对客观形势作出了清醒的判断。他说：“我是共产党员，我有责任把八一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，有决心担起革命重担，有信心把这支革命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圈，和同志们团结一起，一直把革命干到底！”
当时，这2000多人的部队刚从各方面会合起来，领导起来有相当的困难；加上在突然遭到失败的打击之下，部队无论在组织上，还是在思想上都相当混乱。朱德从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出发，挺身而出，毅然承担起领导这支濒临溃散的队伍的责任。会议经过激烈争论，作出了“隐蔽北上，穿山西进，直奔湘南”的战略决策。茂芝会议对战略转移方向的确立，使起义部队得以初步稳定下来，为处于困境而陷入混乱的队伍指明了出路，也为此后的改编及整顿提供了前提条件，因而成为南昌起义军余部前进的重要转折点。
然而，一连串失利引起的悲观情绪，仍像迷雾一样笼罩着部队。鼓舞广大官兵的革命斗志，成为部队亟待解决的问题。为了巩固这支起义军余部，保存革命火种，在向赣南进军途中，朱德适时地进行了三次整顿，即天心圩整顿、大余整编、上堡整训。
10月下旬，南昌起义军余部到达天心圩后，朱德主持召开军人大会，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。他说：“大家知道，大革命是失败了，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！但是我们还要革命的。同志们，要革命的跟我走；不革命的可以回家，不勉强！”“但是，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。1927年的中国革命，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。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，是黑暗的，但黑暗是暂时的。到了1917年，革命终于成功了。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，也是黑暗的，但黑暗也是暂时的，中国也会有个‘1917年’的。只要保存实力，革命就有办法。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。”在大家情绪极度低落、灰心丧气的时候，朱德的话驱散了广大官兵心头的阴影，大家在迷茫中认清了方向，受到了鼓舞，增强了信心。
10月底，部队到达大余县时，状况已经十分令人担忧。因此，朱德决定部队在大余进行整编，将南昌起义军余部改编为一个团，下辖第1、2、3营，以第25师第73团（叶挺独立团）为基础编为第1营，第74团编为第2营，第9军军官教育团编为第3营，第20军第3师教导队和革命委员会警卫排编为教导队，组成7个步兵连、1个迫击炮连、1个重机枪连，总共9个连。为了缩小目标，便于隐蔽，采用“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”番号，朱德任司令员，陈毅任指导员（即党代表），王尔琢任参谋长。
大余整编时，还对党、团员进行了重新登记，并且吸收了一批表现好的人入党，调整了党、团组织机构，党对基层连队的领导大大加强了。
11月初，起义军到达江西崇义县的上堡。当时，湘、粤军阀重新开战，无暇顾及起义军余部。朱德抓住这一有利时机，又一次对部队进行了整训。
经过“赣南三整”，特别是起义军在崇义县上堡、文英、古亭等地经过20多天的休整训练，开展群众工作，加强了官兵团结、军民团结，提高了军政素质，部队的思想状况、组织纪律也得到了显著的改善，部队精神面貌焕然一新，从一支濒临溃散的部队转变为一支颇具战斗力的、党领导下的新型军队。
1927年11月，朱德在领导南昌起义军余部进行“赣南三整”之后，同国民革命军第16军军长范石生取得联系，建立了反蒋统一战线。1928年初，国民党广东省政府领导人发觉南昌起义军余部隐蔽在范石生部队中，于是下令范石生解除起义军余部的武装，逮捕朱德。情况万分紧急，朱德遂率部于1928年1月3日晚离开韶关犁铺头。在杨家寨，朱德同陈毅、王尔琢等研究决定，实现汝城会议决议，发动酝酿已久的湘南起义。在敌我双方力量悬殊的情况下，朱德吸取南昌起义军主力失败的教训，坚决主张保存南昌起义的火种和湘南起义的武装力量，避敌锋芒，主动转移，毅然率部撤离湘南，向井冈山靠拢。
井冈山，更是朱德向往的地方。由于毛泽东1927年10月底把秋收起义部队带到了这里，创立了第一块根据地，这里成了革命志士心目中的一座灯塔，也成了朱德心中的一面旗帜。
1928年4月24日前后，风和日丽，砻市沉浸在节日气氛之中。分别由毛泽东和朱德等领导的两支革命队伍，在这里胜利会师。
与毛泽东在龙江书院会见之后，朱德立即扑到紧张的两部合编的工作中。4月底的一天，朱德等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会议，协商两军合编及有关人选的具体事宜。朱德出任工农革命军第4军军长，毛泽东任党代表兼军委书记，王尔琢任参谋长。
会议结束后，朱德又同毛泽东召开了第4军党的代表大会，研究全军的党务工作。不久，根据中央文件精神，工农革命军第4军改称为工农红军第4军，简称红4军。由此开始，朱德的名字和井冈山的斗争风云密切地联系在一起。
井冈山会师后，红军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，国民党军加紧策划，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多次“进剿”和“会剿”。为了对付敌人的进攻，毛泽东、朱德更加注重探索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。根据当时的情况，毛泽东、朱德提出了“对湖南敌人取守势，对江西敌人取攻势”的对敌策略，在经历多次战斗后，又提出了“敌进我退，敌驻我扰，敌疲我打，敌退我追”的游击战十六字诀。
井冈山斗争时期一系列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，成为红军在井冈山以弱胜强、战胜敌人的重要法宝，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人民战争的思想。从此之后，在毛泽东树起的井冈山红旗指引下，朱毛共图发展，共创革命伟业。
（未完待续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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